必赢棋牌[谢重光]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

内容提要:以往的客家研究,偏重于从历史文献和谱籍资料来考证客家历史渊源,强调客家是纯粹中原汉族血统,这显然是与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相符的。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客家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从血缘上去界定客家的观点,因而也失之偏颇。本文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上、血缘的概念;客家文化的构成是多元因素的,但其中既有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也有相邻民系文化的成份,但其主体是中原传统文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关键词:客家;客家文化;多元因素;主体;传统文化

河源客家的历史

亚洲必赢网址,内容提要: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关键词:客家山歌;文化渊源;吴楚文化;南方少数民族


必赢棋牌,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公元907—1368)。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


一、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一观点首先是由谢重光先生在其专著《客家源流新论》绪论中提出来的,它否定了以往在客家界定中过份强调血缘的观点(或者说血统论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赞同。然而遗憾的是,谢先生并未就这一观点展开全面论述。因此,本文在讨论客家文化的生成及其构成因素前,觉得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再费点笔墨。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正面来说,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客家时,首先是从文化客家方言、客家意识、客家民俗以及其它诸种文化事象入手的,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客家民系的存在。换言之,客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认识了客家文化的内核,我们就把握了客家这一民系或者说族群的本质特征。如同我们认识湖南人、江浙人、闽南人、广府人一样,不是从生理上,血缘上加以区别,而主要是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上加以分辨。因为同为汉民族的支系,生理上、血缘上是无法区别的。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另一面来说,是因为血统论的观点无法科学阐释何谓客家和客家人这一基本问题。因为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则凡是客家人的族谱上所载几十世乃至上百世前的祖先都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甚至连拉大旗作虎皮的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注: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下篇,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都是客家人, 于是说朱熹是客家人者有之,说王阳明是客家人者也有之,这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按照世系往前推,则五百年前是一家,一千年前是一家,还不知道要翻检出多少客家名人和先贤来,这实在是一种泛客家的倾向,到头来不但不能为客家添光彩,徒贻笑大方,窃谓不可取也。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和民族常识的人都知道,民系或族群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这里既有血缘上的混化,更有文化上的交融, 是不可能有纯正血统(注:英国教士康普尔(GeorgeCompbell)曾著文说,客家是纯粹承裂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其后日东山口县造、美国韩廷敦等学者也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则提出客家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的观点(见谢重光《客家源流新论绪论》)。)的。汉民族本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就是一个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体。纯正汉族血统是什么概念?是以孔子的血缘为准还是以黄帝的血缘为准?别说现代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也休想有这样的纯正血统!所以,只有把客家当作一个文化概念,从文化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客家,这才是应取的科学的态度。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分析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前,必须首先了解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毫无疑问,孕育这一产儿的母体就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地区。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条件下,诸多因素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作用,择其大端,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唐末至宋末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的汉民从江淮、荆湖、两浙及至中原和北方迁入赣闽粤三角区(注:详见王东《客家学导论》第十章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打破了这一区域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以及畲瑶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格局,给这一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的开发,迅速改变着往昔那种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面貌。另一方面,汉民们与畲瑶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自己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致最后同化他们。杨澜《临汀汇考》描述了长汀、宁化等地原来刀耕火耘的畲瑶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的情况,于是负耒者,皆望九龙山而来。至贞元(785804)后,风土之见于诗者有曰: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隐然东南一乐土矣。(注:参见谢重光《唐宋时期赣闽粤交界区域(客家基本住地)移民问题研究》,福建省社科院编《客家》1994年第4期)上述两个方面便促使赣闽粤三角区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以致到了宋代,这里人文蔚起,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含着其它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便初步形成了。其次,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到南方,从平原地带入居山区丘陵,他们虽然远离了动乱与战火,却面临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作某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温仲和在《嘉应州志》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洁之于右,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注:转引自谢重光《客家先民与土著的斗争和融合》,福建省社科院编《客家》,1996年第2期) 这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铸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气习。又如,赣闽粤山区不宜于种麦子磨面粉,客家人就在豆腐里面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这便是北方人吃饺子习俗的一种承传和变异。另一方面,客家大本营地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即须有共同的区域;形成共同的语言(方言),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表征)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即共同心理素质)。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是重要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然而,由于黄巢起义(公元875)江西动乱的挤压,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间隘口向闽西、粤东、粤北转移。不久,唐亡(907),时代进入五代时期。

客家山歌是客家下层民众在山野间即兴唱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是客家文学的明珠。关于客家山歌的渊源,学界长期存在争论,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澄清的模糊问题。以往主流的观点认为,客家山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中原文化传统,所以客家山歌根在中原。其实这是从中国文化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推导出来的虚假结论。大量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客地。本文仅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一、关于客家山歌渊源诸说对于客家山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国研究民间歌谣的先驱之一钟敬文先生对广东疍民歌谣和客家山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客家山歌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婉,并且婉转、缠绵,具有音韵上的美感,这主要是继承了六朝以来乐府诗歌的传统,因而提出了客家山歌与南北朝时南方民歌相似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譬喻,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1](P236)后来他又把客家山歌使用双关语的情况与《乐府诗集》所载六朝江南歌谣《子夜曲》、《华山畿》、《读曲歌》常用的双关语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双关语在民歌中用得那么普遍,最大的原故,是歌谣为口唱的文学,所以能适合于这种利用声音的关系的表现,尤其是表现关于恋爱的文艺如私情诗这种婉转动人的方法,更切用而且多用。[2](P251-254)这是通过修辞手法的比较,进一步肯定了客家山歌可以溯源于南朝江南民歌。但是,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问世,客家人是晋代以来中原移民后裔的观点流行之后,直接把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的观点勃兴,大有成为定论之势。首倡此论的是罗香林的老师朱希祖先生,他在为罗香林《粤东之风》所作的《序》里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显然,这是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推导出来的结论。当然他也从内容和风格上作了论证,他将《诗经国风周南》与客家山歌作比较,认为:《周南》的诗,共十一篇,开首第一篇的《关雎》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尤其是《遵彼汝堞》这一章诗,所谓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已见君子,不我遐弃,这种热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见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起来……简单地说,就是客家山歌以歌唱爱情为主的特点,以及表达爱情的直率、热烈风格都源于《诗经国风》的传统,特别是源于《国风》中《周南》一组诗的传统。这一观点为后来多数研究者接受,并有所发挥。王耀华从客家文化之源在中原这一前提出发去探寻客家山歌音调的源与流,把客家山歌音调之源追踪到客家先民的祖居地河南、陕西等地,进而追踪到西北,以及客家民系历代从中原往南迁徙沿途所经省份。[3](P143-158)胡希张等认为: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根在中原。又认为现在的客家山歌,其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在《诗经国风》诗中已有所运用……盖因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群众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P424-425)客家文学史专家罗可群也认为,客家先民虽屡经迁徙,但《诗经》的美学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诗经》中的风、雅、颂,自然都有其借鉴作用,至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更是可以直接拿来,或者是间接移植。客家山歌中大量赋、比、兴的实例,早已使人们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这一事实。[5](P344-345)凡此种种,无非是客家人来自中原,客家山歌继承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统的不同表述罢了。随着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客家民系的源流,已经有许多新的成果,客家人就是晋代以来南迁中原移民后裔的刻板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途中,与途径地的人民有过文化交流,到了赣闽粤交界区域后,又与当地土著包括畲瑶等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因而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也应包括客家先民南迁途径地的文化因素和赣闽粤交界区域土著民族的文化因素。例如罗可群在强调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认为,客家山歌同时也接受了楚辞、汉乐府以及江南吴歌的文化传统。他说:客家山歌也有受楚辞影响的痕迹。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客家山歌就像楚辞所具有的地域特点那样,以客家方言为载体,以客家地区的事物为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吸收楚辞的营养。又说:客家山歌受汉乐府影响也不乏其例,南迁的客家先民经过江淮一带,有许多家族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自然也会接触到江南吴歌。江南吴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特点,便是谐语双关语极多,而这也正是客家山歌的艺术特点,所以黄遵宪在谈客家山歌时,明确指出: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朱自清为《粤东之风》作序时也强调这些山歌谐音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吴声歌曲的风格。[5](P351-352)江西客家学者钟俊昆也认为:客家山歌除受《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外,在它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还随客家迁徙历程而不断地吸收沿途吴楚文化及南方畲瑶等族土著文化,以致摒旧纳新而形成客家山歌的特色。[6]他还具体论证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南方民歌也是有牵连的。明代末期,南方民歌已经定型。冯梦龙编集了山歌方面的第一部集子《童痴二弄》(又名《山歌》),其中大部分是吴音情歌,其基本句式为七言四句,大部分还可加衬字衬词……这些衬字有的有实际含义,有的只起衬音作用,且均可删去。这与客家山歌的情形是一样的。客家山歌绝大部分也是情歌,而且从句式和用词来看,也是七言四句,可加衬词,……这些因素使客家山歌溶入了江南民歌的风格体系,使客家山歌与早已在南方流行的吴歌颇有曲尽其妙之处。[7]类似的观点,在近年出版的有关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胡希张等编著的《客家风华》一书,虽然反复强调客家山歌根在中原,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承认客家先民大批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前,在江淮一带辗转了七八百年,客家山歌在形成过程中,肯定受到了江淮民歌的影响;客家山歌毕竟受到了南方水土、气候的培育,在中原民歌南移中历经演变,而后又与南方土著民歌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民歌品种。[4](P425, 432-433)不过,对于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因素在客家山歌中的地位,这些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只承认受到影响或相互融合而已,决不肯承认客家山歌继承了南方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例如《客家风华》论及黄遵宪曾在《己亥杂诗》自注中谈到土人自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疍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就明确表示:獠疍遗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他说到客家山歌与土著山歌融合,却是实际情况。[4](P437)这种坚守客家山歌根在中原的立场,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关键所在。

五代十国时期,在闽、粤、赣边,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某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赣南、闽西南、粤东北即所谓赣、汀、梅三江地区,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自然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瑶畲及越遗裔),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吸收、同化少数民族,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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