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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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的邀请,2016年7月19日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晴佳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会议室做了题为“略谈当代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分叉化”的讲座。他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历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后,怎么样重建历史学理性的、主体的一面;二、史学理论工作者如何在一些历史学新领域被开拓之后进行理论建构;三、如何建构史学理论工作者与实证历史研究者之间良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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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教授所谈的分叉化,实际就是指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论、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海登·怀特和安克施密特的史学观点在90年代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伴有一系列研究性的作品来探讨相关问题。目前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包括:从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发掘其理论意义,如全球史、环境史等研究;在纯史学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开拓新的生长点。

2018年6月9-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

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就人类为什么会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提出质疑。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研究是不合适的。现在已经有一批环境史学家不仅开始讨论人和动物的关系,而且提倡把动物看成主体,从动物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也就是说已经有一部分环境史家开始在理论上提炼后人类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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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揭示出历史发展是多线的,时间的多元性就是全球史在理论上引申出来的,如果要摆脱原来的“线性史观”、突破西方中心论,就不能把历史研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

吴英(《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代表论坛组织方对各位学者能够在百忙之中应邀来参加论坛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在杂志编委会上,杂志的老同志和编委都提出要加强开门办刊,加强约稿力度。我们举办三届的论坛主要邀请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从中发现有发表潜质的稿子,将它们培育发表,同时结识优秀的中青年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建立友谊。杂志和作者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杂志通过发表作者高质量的文章而提升了质量和声誉,作者通过在我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真诚地希望各位学者把最优质的文章给我们,我们互相支持和互相进步。最后他预祝论坛成功、祝大家健康、愉快。

在海登·怀特和安克施密特之后出现了后叙事主义。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历史学的研究是不是一定要语言来重构,是否存在其他方式?例如现在上课时用到的PPT,与之前阅读文本相比,它实际上削弱了叙事的力量。此外,在历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现象。如果削弱语言的作用,后现代主义的根基就消失了。后叙事主义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回归到后现代主义之前,而是理性地超越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后叙事主义是纯粹的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从事这种研究的历史学家较少。

在学者报告环节,共有35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此外,王晴佳教授还结合《美国历史评论》、《英国历史评论》等国际史学理论杂志的特点和风格,对《史学理论研究》杂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办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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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的室内外学者或点评或提问,同王晴佳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必赢亚洲www.516.net,bwin线上娱乐,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介绍了当代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问题。他将20世纪西方史学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世纪末产生的兰克史学,它标志史学成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第二个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史学,它是之前史学的改良,学者们从注重史料转向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他指出在这一重要的新陈代谢之际,两位著名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海登·怀特是这一时代史家的代表,他们都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但对历史研究影响深远,他们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三个时段为20世纪末至今,史学家们更注重时间转向与地域转向的研究。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 李俊姝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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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意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改造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只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他们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也是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之一。而当前,经济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有所缓解,甚至使其表现出某种生命力或潜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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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介绍了当前西方的若干前沿问题。对传统历史编纂的领域、概念设定和研究路径的反思;新历史研究范式的内涵的建构,包括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演变,或者说全景图。从全球的视野,而不是地方视角来重新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如民族国家、帝国和城市等的历史发展。反思哪些变化具有全球意义,或者构成人类历史的主线?重点研究领域,如跨国空间、交往的网络、社会交往的空间,海洋和边疆等。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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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树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以《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前三卷为例探讨历史学家与“语言学转向”问题。他指出,文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影响史学家,但是史学自身的特性又使得史家在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保有主体性与独立性。具体到《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前三卷,他介绍了史家们在撰写中世纪早期历史时没有否认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积极影响:而是更审慎地对待各种历史文本,更加关注文本作者的书写手法,更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研究及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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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问题。他指出,全球史考察超越国家界限的历史现象,具有跨文化互动或全球性意义的事件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跨文化的“他者叙事”便成为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和审视维度。19世纪以前的“他者叙事”对当事者来说缺乏即时性和共时性效果,是一种不在场的无声叙事,但为全球史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大范围历史关联所需要的视角和史料。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他者叙事”也因其共时性而成为一种有声叙事,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这正是全球史不同于民族国家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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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探讨了赫尔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问题。她指出,赫尔德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主张人们应对其所属文化有一种自觉的归属,由此他强调文化多样性,反对一元论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这一进步不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纵向联系,并排列出先后、优劣,而是寻求存在于各种文明内部的条件机制及其可能的发展目标。赫尔德的批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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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回顾了2017年德国举行的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众多纪念活动,并反思了近现代周年纪念活动的时间节点问题。他认为,逢十逢百逢千的公共纪念习俗或许与西方数字文化以及对大整数的敬畏有关。与中世纪人类每逢“日全食”、“月全食”时的忙碌一样,这些时间节点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进一步的反思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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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介绍了百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他指出受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关系变动的影响,20世纪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研究经历了20-60年代的起步与初期发展期、70-80年代的大量译介与迅速发展期和90年代至今的稳步与深入发展期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几个阶段。回顾过去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为后续研究厘清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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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波(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介绍了“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问题。他指出,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深深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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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萍(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威廉·雷迪如何解读情感的历史变化及其意义》为题,探讨雷迪的情感表达理论及其具体研究。威廉·雷迪在批判性地借鉴历史人类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认为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从而打破了情感与理性的绝对对立,把情感纳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了研究情感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雷迪提出了情感表达理论,认为情感是交流的工具,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是相互影响的。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研究中他指出,情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法国历史上发挥了无以复加的作用。雷迪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极大地拓展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堪称情感史的示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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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信息、信息转向和信息史学——跨学科新认知与史学理论新思维》。他首先对信息、信息转向和信息史学三个概念进行解读,指出把握/探讨、阐释/解答这些问题,对于置身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价值。其与弄清楚“历史是什么”、“语言学转向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样重要。根据信息史学的理论及方法论,历史学从本原上讲是一门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人文科学。为此,史学工作者树立起跨学科的信息、信息转向的认知和意识,有助于把握不断发展的信息理论、信息科学和信息化应用科技及数字化方法(诸如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和人工智能等),以便能够将其更好地运用于史学研究,从而推动实现新时代的历史学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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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斌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摩尔根问题。针对学界有关《复信草稿》中所引《古代社会》的版本和时间争论,他指出,马克思所引《古代社会》虽然由伦敦麦克米伦书局出版,但却印制于美国;尽管马克思在写作《复信草稿》前已经接触了该书,而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氏族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仍还不足以改变他原来从“公”、“私”角度建构起来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固有思考。不过,在《复信草稿》之后,马克思开始仔细研究此书,并进而认同和接受了摩尔根的“氏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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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探讨了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三个路径问题。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于新时代科学前沿认识的一种思想表现。要促进其构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宇宙演化、物种进化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推广普及到最广大的人群中。只有具备“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才能从历史的可能转变为历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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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长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探讨了从微观到宏观——卡罗·金兹堡的形态学研究问题。他指出,马克·布洛赫认为纯形态的比较不可靠,而金兹堡却深入其中,以相似现象之间的“中间环节”为依据,论证了欧洲的巫师夜间集会活动在形象构成、仪式形式来源以及信仰心态本质三个方面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金兹堡的形态学比较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它的推测性成分远超过常规历史学研究应有的程度。不过,金兹堡的确在布洛赫认为不可行的领域迈出了启示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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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中的空间观念问题。他指出,全球史学者不仅要探讨宏观历史现象,还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宏观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特性,彼此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因此,他主要从三个层次来分析全球史对于空间观念的运用与创造。首先是全球史学者如何建构世界历史的内部空间结构。其次,是全球史如何开拓超越国家之上的新的区域空间。再次,是全球进程与地方特性的互动过程中空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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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道远(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探讨了“何谓中东史学史”的问题。他从六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1.厘清“中东史学史”概念的困难;2.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概念;3.中东史学史的“史学史”;4.中国中东史学史的分支构成;5.中东史学史的学科归属;6.中东史学史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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