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必赢733.net】一起起底苏共骇人听别人说黑历史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亚洲必赢733.net 1

亚洲必赢733.net 2

亚洲必赢733.net 3

很多书中都使用过一幅着名的十月革命“历史图片”,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但实际上,这是苏联着名导演谢·爱森斯坦早期电影《十月》中的一个镜头。不管这种剧照的视觉效果有多好,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2015年12月21日,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哥里民众纪念斯大林诞辰136周年(图源:Reuters/VCG)

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俄国的十月革命无疑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无论你打开哪一级次的历史教科书,它都赫然而现,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过去已经九十余年,尽管它的发生地因二十世纪末另一次震动世界的剧变给当代人留下了更强烈的印象,但十月革命,如同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一直是并且还会继续是评说历史无法绕开的严肃话题。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就是一位中国学者在九十余年后,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十月一次坦诚、真挚的隔空对话。

答案很简单,这是两种“伦理”指引下的行为。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大致来说,历史学者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有一个可供批驳的对象。就像全部装备实弹的士兵被派上战场,面对一个个活靶子,血脉贲张,豪情难抑。历史学者职业的本能就是用笔正史:正本清源,去伪复真。

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的政治实际上是由贵族阶层把持的,贵族阶层内部的伦理逻辑就类似于我们在《诗经》、《左传》中看到的礼乐聘享,讲的就是“彬彬有礼”。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闻一先生给自己装备了丰富的实弹,这些实弹就是被尘封多年、现在大量公布的历史档案。闻一先生也给自己找到了靶子,这个靶子就是曾经被奉为经典的《联共。从本书的“开篇”,到以后的绝大多数篇目中,“简明教程”被反复提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大量的档案材料,以及据此进行的分析和相应的结论。我甚至恍若看见作者时时在搭弓引箭,箭镞所到,历史“后期加工”的画皮,百孔千疮,碎片落地。于是,我看清楚了——不仅是我而是所有读者都看清楚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从一种对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部长们的最后警告式的手段,经过不断的政治加工,变成了攻打冬宫的“总信号”,并最终被符号化,成了“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的标志。我们也看清楚了,在发动十月武装起义的关头,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向敌人泄露布尔什维克预定起义的日子,而是使列宁立即发动起义的决策得以及时实施的关键人物。人们还看清楚了,流传已久的“列宁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或“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当时并不在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更没有像各种宣传作品中表现的他和列宁总是形影不离,而是另有分工……

亚洲必赢733.net,而对于阶层之外的人,则是用东正教指引下的“宗教慈悲”为先导,但是这种“慈悲”是“赐予”的,并非基于什么人人平等的概念,恰恰相反,对于农奴,俄罗斯的贵族国家从本质上将之视为“野蛮的、未开化的、会说话的牲口”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简明教程”已经成为非信史的典型,把它当作靶子,从这里开始正本清源很有必要。何况,这本书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学习苏联史必读的“经典”,里面那些结论式的词语影响深远。好在,这本书的神圣光环早就不存在了。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个人崇拜推波造势的代表之作,它已经随着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很少被人们正面提及了。苏共二十大之后,反对个人崇拜运动在还原某些历史真相上起到了关键作用。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版《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对“简明教程”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纠正,尽管不是十分彻底。记得当年有人专门比较过两者行文上的差异,也就是《苏联共产党历史》对“简明教程”做了哪些纠正。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苏联官方就对其进行修订。不敢说这些版本讲的都是信史,但显而易见“简明教程”的很多结论从此消失了。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已经做了自我修复式的工作;俄罗斯官方颁行的各级别历史教科书对有关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与评论,与“简明教程”更是大相径庭。当然,这些国人也许并不十分了解。即便如此,闻一先生的这本书体现出的对探求历史真相的执着,还是令人敬佩。

在沙俄时代,“搞政治”的往往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当时,几乎就等于贵族出身。比如最早的革命党人政治犯——“十二月党人”,就是一群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俄军军官,无一例外的都是贵族。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亚洲必赢626.net,还要补充一点,书中正史正得很细致,细到论述和纠正了一幅历史图片的真伪。这幅图片反映的是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的情景。很多书中都把这幅图片作为真实的历史照片加以使用。但实际上,这是苏联着名导演谢·爱森斯坦早期电影《十月》中的一个镜头。不管这种剧照的视觉效果有多好,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之后的无政府主义大拿“巴枯宁”、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都是贵族出身,列宁,其父也是省教育总监,五等文官。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诚如闻一先生在序里所说,他主张把“十月革命和革命的十月当成一门与国家、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相连的重要人文科学”来看待和研究。因此,十月革命就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一次起义,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其内容的丰富自不待言。

列宁一家人的合影,在父亲左腿边的是列宁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在书中,看得出作者力求从更多的角度、更宽的横断面上来展示这场社会变革。除了用不少的篇幅写了十月武装起义之外,作者还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变革中的军队、农村、外交、国内战争、文化以及反映这段历史的艺术作品。这样写出的十月革命就不单单是政治史了。就以农村为例,那时的俄国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工人和觉悟的士兵是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依靠的中坚。但是,政权更替和社会变革不可能不触及广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面临的严重威胁——粮食奇缺,也直接关联到农村和农民;更不用说不管是旧军队还是新组建的红军中,还有很多“穿军装的农民”。因此,十月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冲击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进行的改造,是关乎新政权命运乃至俄国命运的问题,它的分量,重于泰山。

正因为“革命者”群体本身就是贵族老爷出身,所以,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刑事犯,在监狱中往往会享受“特权”,如索尔仁尼琴曾经提到,大多数时候,“穷凶极恶”的沙皇宪兵在审讯政治犯时会尊称“您”。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从《土地法令》开始,苏维埃政权就开始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改造。面包或者说粮食,是这一改造的一个主要抓手。在这个抓手下,面包——粮食被赋予了阶级意义,之后又与一系列法律法令联系在一起,并一度成为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立和“余粮征集制”的实施,这场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地触及了俄国农村。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对农民的看法,其中包括对面包——粮食的看法,这些看法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对所依靠的力量和所采用的手段的选择。从组织全副武装的“拦击队”到实行“粮食专政”,从征调工人组成武装征粮队下乡到动用军队进行“十字军讨伐”,从反对富农到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社会大变革之下的农村和农民的悲喜欢泣,苦辣酸甜,跃然纸上。作者为我们概括了苏维埃政权执政初期的两个特点:“一是它在痛苦地、艰难地学习管理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选择中选择了它认为是最佳的和最直线的路线:通过如同剥夺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也用剥夺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的确,这条道路痛苦而艰难,农民的反抗——从分散的、个别的恐怖活动到组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贯穿了1918-1921年苏维埃政权的幼年时期。同时,还有一种“非暴力的反抗”,犹如山间小溪,几乎是无声地一往直前,这就是暗中涌动着的由“背口袋的人”组成的“大军”。苏维埃政权各种严格的法令和配套手段,在这支“大军”面前形同虚设,防不胜防。1919-1920年间,由这支“大军”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粮食不少于三千普特,占了运进这些城市的粮食总量的64.4%和城市居民实际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左右。看看书中引用的这些数字,就不难明白,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当然,在交了“学费”之后,尊重现实、勇于探索的列宁做出了调整,以新经济政策这种让农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继续着对苏俄社会的改造。

按照蹲过沙皇监狱的历史学家泽林斯基的回忆: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

另外,如果你对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历史有所了解的话,读了书中有关农村和粮食问题的篇章,你会不由得感到触动。对农村的阶级分析,对富农的敌视政策,在解决粮食问题上首选的行政命令办法和强力剥夺的方式,以及“一刀切”式的法令和执行中的过火、走样等等,不是再次现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吗?尽管两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执政者的思路和做法却何其相似。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很多领导人,都批评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也从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中得到了教训,但这种错误纠正的是不是彻底?教训是不是足够深刻?夹在前后两次农村大改造中间的新经济政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进而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个历史线条上的转换与联系?一本好书应该能够让人掩卷沉思。

“沙皇的侦察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3月22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

写十月革命当然不能不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主要书写者。尽管作者也成段引用了列宁的讲话和文章,这和一般的教科书有些类似,但这里的列宁是有血有肉的:有领袖的高瞻远瞩,也有政治家的平衡智慧,既有精准的预见,也有判断的失误。列宁对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和敏锐,在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列宁也焦虑也激动,他“像一头笼中的狮子”在斯莫尔尼宫房间里走动,并且“在骂人,在吼叫”……就是这些,描绘出了一个历史瞬间的列宁,一个鲜活的列宁。同样,当他面对像托洛茨基、斯大林这样的党内重量级人物的相互争斗,为了避免分裂,尽量调和,回避充当“裁判”。看起来,列宁似乎没有事事处处立场明确,态度分明,但这也正是列宁作为领袖、政治家的应有表现。

至于物质上的优待就不用说了,1895年入狱的革命导师列宁,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有面包、有肉,还可以自己付钱买合口的午饭,家里每周可以送3次菜,当他出狱时,他的革命伴侣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发现: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书中写斯大林的篇幅一点不比列宁少。也许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争议人物”,是“简明教程”里被放大、夸大的一个。对斯大林,作者也是在展现他的重要政治活动的同时,不忘添加上性格的油彩。在负责南方征粮工作时,斯大林在给莫斯科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中,常常是用没有商量的口吻讲话,指示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该办什么事以及怎么办。要知道,那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在要求掌管北高加索军区最高军事权力的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己见,不做妥协,不仅直接向列宁提出给自己军事性质的特别权力,对当时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更不放在眼里,并且在没有收到中央的答复之前就“自行其是”。在征粮过程中,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处罚、逮捕和处决一切抵制粮食征集的人。当很多农民逃进森林后,斯大林征粮队的口号就是:“把森林伐光——让木片飞起来。”在谋取北高加索军权中,斯大林自己说“手不会发抖”,把原来的北高加索军区说成是“卑鄙的和疯狂的冒险家”聚集地,下令逮捕了军区司令部所有人员,关押在一艘驳船改成的“水上监狱”中。只是托洛茨基的直接干预,这些军官才被释放。当然,这时的斯大林和列宁逝世后,或者和三十年代大清洗时期的斯大林,还不完全一样;但这时斯大林身上明显地已经有了日后斯大林的影子。

“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二,关于十月革命

在书中,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这些耳熟能详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个个出现在眼前;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波兰总统皮尔苏茨基等重要历史人物也在其中;同时也不缺少起过大作用的“小人物”。其中,刺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伯爵的勃柳姆金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人物”。一般的历史书中都写到,他是契卡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和一名同事闯入德国大使馆炸死了米尔巴赫大使。但从这本书中却能看到一个谜一样的“米尔巴赫事件”和复杂得多的勃柳姆金。围绕着“米尔巴赫事件”的谜团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谁主使、策划了这个事件?站在刺杀者身后的真正后盾和组织支持是哪个?是不是因为米尔巴赫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持久失去了信心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在刺杀事件之后,布尔什维克取缔了最后一个合作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这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还是预先设计的步骤?勃柳姆金后来的经历就更富“传奇”色彩了。他先是顺利地躲过莫斯科的大搜捕,逃到了乌克兰,几个月后又“自动”返回莫斯科投案自首。出乎不了解真正内幕的所有人意料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此案的判决是赦免了勃柳姆金。之后,他不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军,获得军功,被派到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且重回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在中国北部、西藏、蒙古和中东的情报工作。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由于被牵连到托洛茨基案件里,被他所供职的机构枪决。正像作者所说的:“勃柳姆金的一生不可不谓大起大落,不可不谓光怪陆离。”在这起落和离奇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作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不过,没有答案或者暂时没有答案的历史同样独具魅力。

事实上,列宁入狱后,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地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当然,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俄罗斯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推进,一部分平民阶层也开始受到了教育,并参与了革命。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比如斯大林,其父是一名鞋匠,并有能力将他在16岁时,送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再比如托洛茨基,其父是乌克兰拥有300俄亩土地的犹太富农,他在敖德萨考入了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至于莫洛托夫则出身于店员家庭、卡刚诺维奇本人是贫穷的犹太鞋匠学徒,而赫鲁晓夫要“无产”得多,他出生在农民家庭,又随父亲到工厂做工,14岁的时候即成为一名真正的钳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当“革命阶层”下移的时候,沙皇的警探们虽然不需要为一个个贵族老爷们烦心,却要为面对种类繁多的“暗杀者”而恐惧。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

沙俄的地大物博也造就了“极致性”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哪怕是需要对“政治犯们”上刑或施加制裁,他们也希望有明确的书面命令,否则他们宁可不干,也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种“不负责任”还不是个案,而是整个帝国一直到宫廷大臣们的常态。

  • 首页
  • 电话
  • 中国史